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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忘的乡村小学

  难忘的乡村小学 1962年秋天困难时期还没有过去,停办的中学没有恢复,县里开会,点名批判了几位“攻击三面红旗”的右倾分子;印象最深的是宣传部长讲的;“四川有两条河,叙永有两个天,都是右派闹翻天,夸大人为灾害,污蔑一大二公……”(四川的两条河指五七年打成右派的流沙河,石天河,两位都是有名的诗人;叙永教育界的两个天,一个是李天翔,一个是毕天明。两个都是教育上的佼佼者,五七年划成右派不服,又讲些自然灾害非自然,到处都有被饿死的人,因而成了反右倾的典型。)那时我等社会阅历肤浅,又都是接受马列主义正面教育的共青团员,思想很单纯,一切听从党安排。组织上讲;自然灾害一定会很快过去,我们要解决贯彻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八字方针,希望有一批中学年轻教师到基层,去加强小学教育,提高质量。因为自己从教在高完中,按理可以任意选择条件好的城区学校,但是我却当了傻子,选择了一所乡村完小。这所学校在永宁河畔的麦地公社,名叫“中华山小学”听这个名称就有点意思,加之在那里当头的主任是我的师兄,他告诉我一个秘密;学校四围农户稀少,大量的土地没人耕种,前几年老师们就悄悄地种粮食种蔬菜,最困难的60——61年,大家靠着自留地里收获的红苕,玉米蔬菜过日子,肚皮没有挨饿,还把计划供应的粮食节约下来支援家里。这番话委实打动了我的心,只要吃的问题解决了,生命保得住,其余的一切都可以慢慢来,这是我决定去乡村小学的一个动因。其次是因为还没有结婚没有成家,一个单身汉,没有思想负担,去就去吧!还有一个不明不白的内部消息,说那里没有校长,放我去是当领导。我是半信半疑,自己明白,刚教书一年就去地区进修,老师都没有摸着道道,有什么本事当校长?只有把这当着传闻罢了。学习结束后三天新学期就开学了,收拾起自己的行装,简单的衣服被盖,生活用品和书箱,一条竹扁担挑在肩上就是家,过了永宁河下游的余家渡,沿着一条坎坷不平的石板路,走了20多华里去到华山小学。学区的老师们早已到齐了,大家热情地迎接我这位从高完中学下放的新老师,有的倒茶,有的帮我安排寝室,中午用菜牙祭接待了我。主任悄悄告诉我,前一阵说是要调你来当校长,通知一直没发,也许是变卦了,你就安心来教五年级语文当班主任吧。这样一讲,我的心反而更踏实了,因为自己明白还不是当校长的料,除了年轻幼稚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原因是家庭出生不好。这里确实是一所偏僻荒凉的乡村学校。校舍是古庙宇改建的,黄泥土墙,小青瓦,简陋的教室,围在两个长条天井的四周,教室里全是丈余长的桌椅板凳,地面坑坑洼洼,四面都可通风。教师住的小寝室,除了放张床一张办公书桌,没有第二个人的坐位了。我的寝室在一个鸽楼式上的屋子里,用小方桌办公。每个老师发一盏煤油灯,每月每人供应煤油一斤,作业只能白天抓仅批改,晚上只有早早安睡。华山小学背面有一大片马尾松林,不时都可以嗅到一阵阵油松的清香味,入夜松林里发出沙沙的松涛声,有时大风凑起松林里传来汹涌澎湃的声音,令人心悸。校门前面有一条小溪,常年都有潺潺流水,小溪上有一道不高的堤坝,侧面安装了一台水磨,供人们磨面,没有专人管理,也不收费,任何人都可以使用。白天晚上,水磨都在吱呀吱呀,悠哉悠哉不停地转动,不知休息,也不知劳累,真令人感动。学校里只有十来个老师,请了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当炊事员,逢三,六、十赶场老头要步行十五华里,到集镇上去买菜,买米,买三天需要的生活用品,给老师们交信,取信件报刊,非常辛苦。那时我的心上人在重庆巴南,我们每周至少要写一封信,所以每次工友回校,都希望有信,像给我带来了希望,带来了情人的心声。我在学校里年龄是最小的,工龄是最短的,大家对我都很关照。他们自留地里收获的落花生,煮在桌上大家吃,他们种的红薯随我去选择,大家在一张破烂的长条桌上吃饭,分饭不分菜,有点点好吃的,大家都来品尝;吃的东西虽然很单调但是彼此很和谐,完全像一家人那样。几个月过去了,环境开始熟悉了,学生们陪着我去家访,渐渐认识了家长,和周围的农民也开始有了交情。山里的民风很纯朴,家长非常尊敬老师。开学不久就到了中秋节,不少孩子从家里带来糍粑,板栗,花生给老师送节,都把学生送的礼物拿到餐桌上大家品尝。学校里的几位女老师都已结婚成家了,不过她们都还是牛郎织女,天各一方,只有寒暑假才能相会。我们三个年龄不相上下的男士都是没有成家的光棍,是一个团小组成员,闲称“哥三好”。晚上我们就在一起讨论读书心得,讨论人生,讨论未来,星期天我们就到集上书店里买书,有时跑几十里去看电影,那时能够在乡间看一场路天电影,都简直是一种奢华,一种莫大的享受。乡村小学的冬天,日子特别难过,孩子们上学时就沿路拣些干祡带到学校,给老师们烤火,最冷时候晚上大家就在过道上烧祡火取暖,多数时候就龟缩在被窝里熬到天明。三年自然灾害还没有恢复元气,教育的管理还没有理上路子。乡村小学的教育完全凭老师们自己的良心去教,没有人听你的课,没有教研活动,我这个教过中学的老师,也不知道对与否,反正各自把娃娃们管好,没有人逃学,没有家长找上门问事就行了;把课本讲完,期末考试,多数学生能够及格,教学任务就算完成了。转眼就到了期末,和千里之外的恋人商定,春节把终身大事办了,因为我们都已经二十四、五符合晚婚年龄了。大年初一去到重庆北碚,说起结婚什么也没有准备,那年头每人只发1.8尺布票,两个人的计划只能逢一条裤子,新衣服也逢不上一件;微薄的一点工资能做些什么?好在在北碚有亲人叔父母,一家人在北泉的餐厅里花10元前办了一桌简单的席,没有酒,也就算是婚庆了,那年头回忆起来真的十分寒酸,不过清贫又传承了一种美德。我们的蜜月,只是在山城逛了几圈,便送新婚的她回到了姜家学校,我依旧回到了那所偏僻的乡村小学。新的一年开始了,组织了家庭心里既踏实了许多又频添了许多思念和牵挂。学校的同事们合伙给买了一个保温瓶,一个洋瓷盆算是对我结婚的赠礼,我带回了一些糖果,几包香烟,周前会办个小招待,也算是答礼了吧。开学不久,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解放军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1962年秋天困难时期还没有过去,停办的中学没有恢复,县里开会,点名批判了几位“攻击三面红旗”的右倾分子;印象最深的是宣传部长讲的;“四川有两条河,叙永有两个天,都是右派闹翻天,夸大人为灾害,污蔑一大二公……”(四川的两条河指五七年打成右派的流沙河,石天河,两位都是有名的诗人;叙永教育界的两个天,一个是李天翔,一个是毕天明。两个都是教育上的佼佼者,五七年划成右派不服,又讲些自然灾害非自然,到处都有被饿死的人,因而成了反右倾的典型。)那时我等社会阅历肤浅,又都是接受马列主义正面教育的共青团员,思想很单纯,一切听从党安排。组织上讲;自然灾害一定会很快过去,我们要解决贯彻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八字方针,希望有一批中学年轻教师到基层,去加强小学教育,提高质量。因为自己从教在高完中,按理可以任意选择条件好的城区学校,但是我却当了傻子,选择了一所乡村完小。这所学校在永宁河畔的麦地公社,名叫“中华山小学”听这个名称就有点意思,加之在那里当头的主任是我的师兄,他告诉我一个秘密;学校四围农户稀少,大量的土地没人耕种,前几年老师们就悄悄地种粮食种蔬菜,最困难的60——61年,大家靠着自留地里收获的红苕,玉米蔬菜过日子,肚皮没有挨饿,还把计划供应的粮食节约下来支援家里。这番话委实打动了我的心,只要吃的问题解决了,生命保得住,其余的一切都可以慢慢来,这是我决定去乡村小学的一个动因。其次是因为还没有结婚没有成家,一个单身汉,没有思想负担,去就去吧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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